中共七大与东北抗日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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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5-05-23 09:44:03  来源:  作者:

  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名篇《论联合政府》,是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对东北抗日联军作出了高度评价。其实,作为对中国革命有着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会,中共七大还与东北抗日联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杨靖宇在党内的最高职务

  上图是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手稿,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这个文件正式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杨靖宇和其他24位同志一起,被指定为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同日,毛泽东率领周恩来、刘少奇等所有与会的政治局委员(朱德因在前线未参加会议),亲笔签发了这个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此次会议于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举行。在会上,受党中央委托领导东北抗日联军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报告了东北抗日斗争的情况,对杨靖宇的贡献和能力作了高度评价,赞誉他是最好的东北干部、东北人民心目中的“诸葛孔明”。作为东北抗日联军当之无愧的主要领导人和最优秀代表,杨靖宇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定为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这是杨靖宇担任过的党内最高职务。在这个委员会的25名成员中,有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全部成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德高望重的革命元老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八路军主要领导人彭德怀,新四军暨南方三年游击战主要领导人项英、陈毅,等等。于8年后举行的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13名政治局委员,除彭真外,均为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1956年举行党的八大一次会议时,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除牺牲、病故和叛变者外,还有16人在工作,其中有11人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杨靖宇出任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足见党中央对东北抗联的重视和杨靖宇在党内的地位。

  1938年以后,杨靖宇被党中央指定为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的消息传入东北。抗联文件中就曾把“中共中央委员”作为杨靖宇的首要职务。在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编印的绝密文件《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1938年卷和1939年卷中,都称杨靖宇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东北党最高领袖”,惊呼:“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匪帮,以中共中央委员杨靖宇为最高领导者,继续进行凶猛之活动,疯狂奔走于宣传抗日。”字里行间,日本法西斯的惊慌恐惧暴露无遗。

  出席中共七大的抗联代表

  自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起,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就一直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在以后的8年里,党中央一直把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纳入七大筹备工作的范畴。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分配给东北三省8个七大代表名额。然而,在党中央与东北抗日联军已经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东北抗日联军根本无法选举和派出七大代表,党中央得到的东北信息也稀少而混乱。1939年6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迫于形势,不得不将东北的中共七大代表名额减至3人。同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定由抗联干部在中共七大上报告东北工作的计划也只好取消。

  但是,党中央并未因此把东北抗日联军排除在中共七大之外。1939年6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主席团委员曼努伊尔斯基(苏联人,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通报中共七大筹备工作,指出:“各地区的代表人数是根据党员的数量和质量条件、局势以及与相应地区相联系的条件决定的,代表选自华北、东南、华南、华中地区、山西、陕甘宁边区、满洲和海外以及八路军和第四军(新四军)的党组织。”

  1941年3月12日,东北抗联的中共七大代表问题再次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议题。为确保抗联的代表能够出席七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从在延安的抗联干部中指定人选。经毛泽东等提名研究,指定原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化名杨明)和原吉东特委书记李范五(化名张松)作为抗联的代表出席中共七大。

  除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定的抗联代表外,还有一些回到内地的抗联干部如韩光、赵毅敏、富振声等,在各个选区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陈龙等抗联干部则担负了中共七大的警卫工作。在七大会场上的8名持枪警卫中,有4名来自抗联。

  中共七大对抗联斗争的指导及其贯彻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中赞誉:“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4月25日,朱德在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特别强调:“向东北抗日联军致衷心的敬礼!” 5月3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彭真在《关于敌占区的城市工作》的发言中,分析了东北抗日斗争的状况和任务,充分肯定了以周保中为首的吉东地区抗联部队(即抗联第二路军)的斗争,指出这是东北地区可以开辟游击战争的有力证明。

  也是在中共七大上,东北第一次成为党代会的重点议题。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斗争中,“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对于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而言,“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

  在苏联的协助下,已于1942年转入苏联境内整训的抗联主力部队——抗联教导旅收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七大报告,指战员们对报告进行了认真深入的学习。贯彻中共七大精神,随时准备投身收复白山黑水的最后战斗,成为抗联战士的共同心愿和教导旅的工作重心。在1945年6月2日的日记中,周保中提出了教导旅参加对日反攻和收复东北后的基本方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路线下在满洲的行动。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与中共中央在满洲所发展的地下工作合一或直接联络。”8月10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在野营驻地举行反攻誓师大会,周保中、李兆麟在讲话中号召抗联指战员配合苏军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尽快恢复与党中央的联系,贯彻七大路线,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与八路军、新四军胜利会师。挺进哈尔滨后,李兆麟在组建中共松江地区委员会和北满各地党组织的同时,指示电台反复播送《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向东北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事迹和政策主张。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吹响了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收复白山黑水的进军号,迈出了从东北向全国赢得革命胜利的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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