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与西安事变因果关系探析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文物藏品 > 研究成果

“九•一八”事变与西安事变因果关系探析>

时间:2015-05-22 09:35:04  来源:  作者:

  “九·一八”事变与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两个不同寻常的大事件。发生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的新起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1936年的西安事变是中华民族由内战走向对外抗战的转折点、国民政府由“安内攘外向联共抗日的转折点,是中华民族在危亡关头找到复兴之路的起点。两大事件都对当时中国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历史走向、民族命运产生过重大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亦汗牛充栋,但研究“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内在联系的著述,目前似尚无所见。本文试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一、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之后对中国的不断侵略,激起中国各阶级、各阶层抗日情绪不断高涨,为西安事变的爆发打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地发动的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它既是日本大陆政策关于占领“满蒙”目标的基本实现,又是其大陆政策关于以武力征服中国目标实施的开始。血的教训告诉人们,由局部战争逐渐发展成全面战争,是20世纪法西斯国家对外侵略扩张的一个共同特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就经历了一个由局部战争走向全面战争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起点就是发生在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从“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东北开始,到七七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后经历了近六年的演变过程。

 

    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采取一步步蚕食中国的政策,主要原因是日本军力虽强,但自然条件和中国仍有差距。人口仅为中国的17,本土面积仅是中国的130,中国虽弱,毕竟是大国,蛇吞象只能蚕食。

 

    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恃强凌弱。自1868年 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九·一八”前日本已成为世界强国之一,日本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社会政治动员能力都在亚洲 独占鳌头。中国虽大,但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推行反共内战政策,继国民党新军阀连年混战之后,又以重兵“围剿”红军,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国穷民弱,中国 犹如“一盘散沙,这就是日本敢于在1931发动战争并继续在中国横行霸道的重要因素之一。

 

    “九· 一八”事变的爆发惊醒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东北广大同胞,无论是工人、农民、商人、青年学生等愤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的爱国精神,纷纷组织起抗日义勇军。“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富有抗击外来侵略斗争传统的辽宁人民以各界联合会的名义发表了宣言,号召“三千余万民 众,二百余万健儿,各输其财,各捐其躯,誓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最后决斗。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这篇宣言虽然没有反 法西斯的字样,在历史上也很少被人注意,但它是20世纪最珍贵的档案,是全世界第一份反法西斯战争的宣言。宣言发出后,东北人民迅速将抗日的宣传活动直接发展为武装抵抗,各阶层人民纷纷拿起武器,以牙还牙,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仅半年的时间,以辽宁为中心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就发展到30多万人,其发展速度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也是不曾有的。

 

    东 北抗日义勇军的历史,是东北爱国军民的一部英勇悲壮的抗日战争史,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的一部分。它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与失败,但它表现了中华民族不 甘屈服的浩然正气,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它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是东北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抗战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是亚洲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大回合,它阻止和延缓了日本北进苏联、南进东南亚的步伐,有力地支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为后来全国的抗战提 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漂泊关内的东北藉军人、学生、民众联合关内青年学生在日军进犯华北、蒋介石步步退让、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刻,愤而起来反抗反动政府。928日,爱国学生痛打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王正廷;1215日,愤怒的群众又捣毁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同一天,蒋介石被迫下野。

 

    “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19321月,日军进犯上海,进而威胁南京,南京政府仓惶迁都洛阳,蒋介石乱中复职。一·二八事变后,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进行反共内战。193311月,原十九路军将士联合反蒋人士李济深在福州发动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反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虽系一省之独立问题,但亦可视为南京统治分离之先兆”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在华北的统治权,后来有了《何梅协定》,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全国掀起了一二·九反帝爱国风暴。19366月,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发表北上抗日通电,宣布沿粤汉线、桂汉线发兵华北“与敌作殊死战”,企图推翻蒋介石政权,宁粤双方关系再次恶化。“西南揭橥抗日,举国惶然”。半年之后,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兵谏西安,活捉了蒋介石,使“领袖”威风扫地。

 

    “九· 一八”事变后,丢失东北的东北军不仅失去了东北,也失去了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和平定石友三叛乱时的威风,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帽子。张学良和他指挥 的东北军处于“千夫所指”的境遇。蒋介石虽然抛出替罪羊张学良,逼张下野出洋,以转移国人对他的谴责,也没有摆脱下野的命运。张学良极力维护南京政府和蒋 介石的权威,甚至丢掉20万东北军帅节像丢一双破袜子一样不在乎,终也未能保全蒋介石的面子。照样 发生了一二·九运动、福建事变、两广事变等一系列的政治“反抗”,最后连一直对蒋介石忠诚不改的张学良本人也不得不逼蒋“改弦易辙”,联共抗日。毛泽东总 结说:“两党的内战停止了,全国的抗日战争起来了,这是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局的极大变化。

 

    二、南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中奉行的“不抵抗政策,引发了各地方实力派对南京政府的反抗,为逼蒋抗日奠定了政治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围绕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问题,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内部发生分化。北方各地方实力派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愿“执戈杀敌”、“共赴国难”。东北边防军驻黑省副司令马占山拒绝蒋介石“不抵抗”命令,毅然率部抵抗日军进攻,组织了著名的嫩江桥抗战。12月,被蒋介石派到江西“围剿”红军的原二十六路军因“北上抗日”不成而举行宁都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加入工农红军。此时,汪精卫、李宗仁等两广地方实力派也发起政治攻势,敦促蒋介石下野,19335月,冯玉祥联合吉鸿昌、方振武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反击日本对察哈尔的进攻。193311月,调往前线“围剿”红军的原19路军,公开与红军订立《反蒋抗日初步协议》,福建事变,更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1935年,国民党营垒的分化加剧。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两广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中央之间的矛盾又空前尖锐起来,“另立政府,对抗中央”,自成系统,甚至于外交则自为主张,宣扬国际,于军政则擅更番号,自树一帜。与此同时,西北的张学良、杨虎城、盛世才,华北的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西南的刘湘、刘文辉等地方实力派,都起而反对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19366月, 张学良在肤施会谈时曾向周恩来介绍蒋介石集团内部的情况时说:在蒋的周围虽有不少亲日派,如汪精卫、政学系、安福系等,但也不乏主张停止内战、反对对日妥 协者。“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关系没有恢复,宋子文就是因为反对打内战与蒋闹翻的。但是,主张抗日和联俄甚至联共的也大有人在。”如孔祥熙、宋子文同意联共抗 日;CC派的陈立夫、陈果夫主张联俄;蒋的嫡系陈诚、胡宗南“主张抗日,不再剿共”;非蒋嫡系主张抗日不剿共的更多,如唐生智、蒋光鼐、冯玉祥等。张学良希望中共方面主动写信给陈诚、胡宗南和CC派陈果夫、陈立夫,争取他们联共抗日

 

    这些反对内战的势力随着日本侵略的深入而壮大,随着蒋介石“剿共”步伐的加快而逐渐趋于一致,成为西安事变发动者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三、“九·一八”事变引发了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抗日救亡成为中华民族的一致要求,西安事变是这种要求的集中体现

 

    中日民族矛盾自甲午战争以来,一直是中国对外民族矛盾中较为突出的一对,但直到“九·一八”事变,中日民族矛盾还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的主要矛盾。尽管日本武 装占领了东北全境,并随后扶植起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抗击日本武装侵赂,收复东北失地,逐渐成为东北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但由于国民党政府认为 “日祸 ”,是癣疥之疾,“赤祸”乃心腹之患,从而顽固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中国共产党虽然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即发布宣言,明确提出消 灭日本帝国主义,但直到1936年初仍然坚持抗日反蒋政策,中国虽然外敌当前,但内战不止,致使本 该迅速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中日矛盾却在事实上处于次要地位,只在东北地区上升为主要矛盾。随着日本侵略的扩大,尤其是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骤然 上升,但直到西安事变爆发前,蒋介石仍然是“约集秦、陇剿匪诸将,按日接见,咨询情况,指授机宜;告以剿匪以达最后五分钟成功阶段。最以坚定勇往、迅赴事 机之必要;又会集研究追剿方略,亲加指示。”蒋介石认定“安内”大业已到了“最后五分钟的成功阶段”。

 

    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第一目标仍然是“先剿共,后抗日”,阶级矛盾在左右政府政策方面仍然在民族矛盾之上。张学良屡次进谏,质问蒋介石:“‘九·一八’事变爆发 时,您宣布:我们必须有两年的准备时间,然后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可现在,五年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能老是告诉人民,我们在准备。敌人每日不停地侵占我们的 国土,我们不能再等了。政府犹如银行,如果它不守信用,就会丧失信誉。现在,只有三条路可供我们选择:()抗日;()退缩;()投降。”“今天共产党已一再表示愿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我们有什么理由拒不接纳?据 我所知,共产党不但主张抗日,同时拥戴你为最高领袖,你还将成为全民族的伟大英雄”。“我们应该认识到,内战的结果,无论谁胜谁负,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自 我消耗,无异在客观上帮助了民族的敌人。”蒋介石大骂张学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教训张学良:“你不明白共产党……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寇,是共产党。过 去虽然耗费多年之功,没有剿灭他们,但是今天确是到了剿灭的时候了。不主张剿,而主张联,简直是反动。”张学良、杨虎城万般无奈,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蒋先生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在五届三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抗日联共、团结御侮的政策;共产党也将原来反蒋抗日、逼蒋抗日的主张转变为联蒋、拥蒋抗日的方针;地方实力派 和其他政治派别也以民族利益为重,修正了自己过去的做法和观点,回到了拥护团结、共同抗日的立场上。抗日救亡真正成为中国政治局势发展的唯一主题。阶级矛 盾下降为次要矛盾,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唯一的主要矛盾。

 

    四、“九·一八”事变中直接受害的利益集团成为西安事变的中坚,这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偶然

 

    没有“九·一八”,张学良不可能戴上“不抵抗将军”的帽子;没有“不抵抗将军”的帽子带来的耻辱,就不会有“不抵抗将军”的造反;没有“九·一八”,就没有“双十二”。这即是历史的必然,也不能排除历史的偶然。

 

    强 调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中的偶然性,并没有混乱历史的客观规律,也没有损害张学良作为一位民族英雄的形象。理清历史偶然性因素对历史的作用 更有助于正确地把握和理解历史的客观规律,历史的瞬间偶然在历史运动的无尽长途中往往比必然更有魅力。如果不是因为当年函谷关守城门的小吏向老子强行索贿 的偶然因素,就不会有《道德经》的行世和道教的流传;如果不是希特勒早年丧父,生母改嫁,这位奥地利的流浪汉也流浪不到柏林,他也当不上德意志的总理,恐 怕也不会发生、至少不是在1939年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俾斯麦在童年夭折,欧洲70多年的历史也将跟实际发生的完全不一样。11过 去,史学界长期奉行“历史不容选择”,“历史不容假设”的结论,很少研究历史的可能性,将历史描绘成线性因果律的发展过程。故昨天的历史决定了今天的历 史,今天的历史预示着明天的历史,现实的历史是唯一合理的历史。这种历史必然论排除了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偶然性和可能性,陷入现实历史是历史的唯一选择的樊 篱。这就把规律绝对化了,人的感情、情绪也在历史必然论绝对化中退出了历史,人成了机械地适应历史规律的工具。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危机,西安 事变就一定发生,为了民族的利益,西安事变的结局一定是和平解决。这样的推论方式显然是苍白的。

 

    历史的偶然性和历史人物的处境、感情、情绪是不容忽视的历史内容。不注重历史人物的感情曲线和历史偶然因素对历史进程撞击的研究,不仅会使历史的真实性、丰 富性、生动性受到损害,使人类的历史留下越来越多的感情空白,使史学越来越遭到世人的冷落或时代的遗忘,更重要的是在远离真实、远离人性的基础上推导出来 的历史规律也会失准,从而使历史的功能逐渐减色,历史上的人变成了历史传送带上的货物、工具。如果想让历史真正成为一部杰作,像艺术品一样有魅力的杰作, 就必须首先让历史人物在史书中摆脱“工具”式的无情,“预成”式的无能,将人原本的情绪复原,为历史的偶然细节留下足够的研究空间。

 

    不容否认,西安事变的发生有其历史必然性一面,诸如民族面临危亡之时,必有勇者出,君子无道,必有“事君以道”之人,但“事君以道”的勇者为什么是张学良,而不是其他人,张学良活捉蒋介石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爱国民主人士的劝诱疏导?还是东北军在“剿共”前线屡遭打击的惨痛教训、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是杀父之仇、夺地之恨、毁家之难、流亡之苦的折磨,还是“不抵抗将军”骂名之辱、对民族对先父未尽忠孝之愧?不管怎么推导,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都离不开“九·一八”,没有“九·一八”,张学良就没有这么多之辱、之苦、之悔、之恨,没有“九·一八”,就没有西安事变。

 

    东北丢失后,张学良深感愧对东北父老乡亲,愧对国人。他说:“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想打日本强盗呢?上级不许我打,这样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 12,“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 13,“我遭到来自东北军民的压力之大与自悔自责之深,心情很沉重,令我昼夜难安”。14张学良曾积极为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卖命,以此来换得蒋介石允许他带兵打回东北去。结果在“剿共”中“丧师失地”、“损兵折将”、“师长、团长多数阵亡,生者被俘”、“眼看损失的兵力,无法补充”。193510月, 张学良由西安乘机到南京出席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以往张学良进京,机场冠盖如云,党国要人如何应钦、宋子文等必亲自相迎,可这次,机场上冷冷 清清,使张学良非常尴尬。自东北沦亡以来,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流离失所,寄人篱下,尽管表面上仍位高权重,但他内心非常敏感,强烈的自尊心驱使他最怕别人 看低自己。可在南京的遭遇使他已经受伤的伤口又连遭数刀,受伤的心再度受到严重的伤害:东北军为剿共所受的损失,南京政府不一视同仁,令张学良大失所望。 东北军在陕甘前线剿共,建制部队被歼灭了2个师、2个团和1个营,实际损失相当于3个师的兵力,2个师长阵亡,2个参谋长、6个 团长非死即俘,这样惨重的损失,在东北军战史上也是少有的,仅次于“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分裂的那次损失。蒋介石曾宣布过:凡因剿共损失的部队概不取消 番号,并优先予以补充。以前在江西战场“剿共”所受的损失都按照这一规定执行的。张学良一到南京就多次向蒋介石、何应钦提出军队的补充问题,但对东北军的 损失非但不给补充,南京政府军政部还下令撤消110109两个师的番号,停发军饷。最使张学良痛心的是同是“剿共”,中央军和东北军的待遇明显不同,张学良受到了奇耻大辱,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请求对两个阵亡的师长每人发给10万元特恤费也被驳了回来。张学良慨叹:“我张某人混得连10万块钱都不值了。” 15这对张学良是个致命的打击,他从蒋介石和何应钦对东北军的态度上看到,东北军不管怎么卖命,也逃脱不了非嫡系的命运。蒋介石对待东北军就像他以前对付其他地方武装一样,一箭双雕,既消灭他的心头之患共产党,又削弱他认为不易控制的地方势力。

 

  “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尽一份之前愆,为国家尽一分之天职” 16。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剿共”政策,张学良(与蒋之“政见之争,宛若仇雠”)“实不忍坐视蒋委员长因这种行为,走上自误误国路上”,“几次用书面诤谏,当面诤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违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做的工作,做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可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了17最令张学良震惊的是蒋介石公开承认1936129日上午西安武装警察开枪打伤12岁 小学生的命令就是他下的。西安事变第二天,张学良在向其部属解释扣蒋原因时说,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假如不是蒋委员长命令警察开枪,武力弹压,使群情愤 激,我想学生决不至于坚持到临潼去。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将领和我本人,就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于是便断然决定对蒋实行兵谋,用武力迫使他改弦更张。18

 

    历史的规律是必然的,历史的方向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但历史的必然当中也少不了偶然性因素。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是历史的必然,中华民族在危亡关头从离散 到聚合是历史的必然,但我们不能否认历史主体人物在历史选择关头的主体作用中的偶然因素,我们不能忽视张学良的性格、特殊的经历、西安事变前后发生的一连 串事件对主体人物情绪的影响。如果不是“九·一八”事变让张学良饱受方方面面的苦难,如果不是蒋介石下令向12岁的儿童开枪射击,如果不是东北军阵亡家属得不到正常的抚恤,如果不是“九·一八”留下的创伤天天在流血,大概就不会有西安事变,至少不会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由张学良来发动。

 

    “九· 一八”事变与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两个紧密相联的链环。“九·一八”事变引发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情绪的变化、南京政府内部斗 争的加剧、各地方实力派对日态度的逐渐趋同、国共两党对民族危亡严重性认识的逐渐接近,等等,这些都说明,“九·一八”事变与西安事变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梳理这些问题,对于深入研究“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影响、地位,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都极具学术意义。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历史系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转引自1934115日福建《人民日报》。

    ③《李汉魂呈蒋介石电》,《国闻周报》,第13卷,第28期。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彭德怀自述》,第18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⑥唐绍仪等:《关于撤销西南执行部的提案》,《国民周报》,第13卷第28期。

    ⑦《张学良年谱》下卷,第99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⑧蒋中正:《西安半月记》,南京,正中书局1937年版。

    1936104日晚,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潘汉年在西安会见张学良,向他递交了《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和由中共中央起草、准备提交南京政府的《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105日,毛泽东又致信张学良,希望张将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见转述给蒋介石,“速即决策,互派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87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⑩《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48页。

    11罗素:《自由与组织》,《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2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2陈觉:《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第145页。

    13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6页。

    14《张学良文集》,第2卷,第1185页,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

    15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西安事变亲历记》,转引自张魁堂著《张学良

传》,第130页,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16《张学良文集》,第2卷,第1021页,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

    17李佩良:《对西安事变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1年第3

期。

18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1936年12月13),西安《解放日报》,19361216日。

来顶一下
返回首页
返回首页
 专题推荐